日前，由联合国推动筹建的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发展网络正式成立，而牵头筹建的中方代表机构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落户复旦大学，并发布诸多重量级成果。就在此前不久，复旦大学还相继成立了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全球南方田野调查实验室、上海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心等重量级研究机构……这些机构都依托于复旦发展研究院。

这个只有50余名专职人员的研究院，如今在国内外已经拥有30多家研究机构，成为复旦大学人文社科与其他学科交叉的重要节点之一。而研究院每年举办的上海论坛等系列论坛则成为国内外政府、企业和学界交流的重要平台。“其实作为一家高校智库，为政府决策咨询提供支持已经不是唯一的功能，更重要的是通过回应社会需求，解决社会问题，充分发掘高校学者服务社会的功能，并将之转化为育人资源。”相关负责人这样告诉记者。

对学者进行第“N”次开发，成多学科融合的交叉点

在日前公布的第十五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80项获奖成果中，复旦大学占了11项，涵盖多个学科领域。近年来，复旦大学正是通过发展研究院这个多学科“交叉点”的功能，有组织地推进“融咨政”，将决策咨询研究从人文社科向文理医工领域全面拓展，引导专家学者将研究与政府需求精准对接，产出了一系列多学科、跨学科、融学科的复合型咨政成果。

而这个不足50人的研究机构之所以能够发挥这一作用，除了学校的重视，历任校长亲自担任研究院院长、参与研究院重大事项的决策，更在于研究院独特的机制——研究员来自各个不同的专业，除了承担各类研究任务，他们还参与一系列高端平台、论坛的运作，承接国家、政府需要解决的各类实际问题，有时还要协调校内其他团队共同开展研究。

当然，让这家机构更重要的，是研究院一支建设了十五年有余的“智库运营团队”。用研究院执行院长张怡的话来说：“这支团队就好像是‘学术经纪人’，面对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对学者进行第‘N’次开发，不断发现他们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潜力和优势，并将他们汇集起来，推动人文社科领域的有组织科研，以解决实际问题。”

以长江大保护和十年禁渔为例，在上级部门支持下，研究院于2023年成立“长江大保护理论与政策研究中心”，统筹校内生态学、环境科学、公共管理、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等多学科力量，会同国内其他机构，牵头开展长江禁渔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专题调研和中期评估研究，成为高校智库深度服务长江流域重大生态保护决策的重要代表。

再以上海论坛为例，这个从2005年开始的年度论坛，如今已经成为国外学者了解中国，国内学者了解国际关切的平台。今年论坛期间，复旦大学与德国马克思·普朗克气象研究所联合发布了“AISUS+国际合作倡议”，鼓励全球科学家共同利用AI技术提升应对极端天气等气候风险的能力。同时论坛发布了一系列涵盖绿色金融、生态保护、全球治理、科技伦理、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研究报告。

全新评价机制推动学科发展

今年年底前，复旦发展研究院将第四次发布《全球国家发展动力指数报告》，这份自2021年就开始发布的研究报告，几经迭代，不仅被认为是研究中国发展的重要理论，如今也已被多个南方国家用来研究其发展情况，今年还将被部分北方国家借鉴。“这是发展研究院众多成果的一个缩影。从学术研究到支持决策咨询，到推动政策落地，再到促进产业发展，研究院搭建了这样一个闭环。”张怡告诉记者，而这很大程度上源于研究院特别的机制探索。

由于研究院长期聚焦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为国家发展提供决策咨询支持，所以在人员评估方面更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我们基于研究人员的问题意识，形成了人才考核的7大类33小类指标。更重要的是，共同发表也被纳入考核。”研究院副院长黄昊谈到，“现实问题往往需要跨学科研究，这也意味着可能所有参与研究的学者都同等重要，这让我们在评价中更看重‘共同作者’的价值——当评价问题初步解决，更多的年轻人也愿意参与到跨学科研究中来。”

同时，不同于传统院系和机构，这里的科研人员平均年龄相对比较年轻，用年轻人自己的话说，“这里没有大树可‘乘凉’，也意味着每个人可以毫无顾虑地自由选择新的研究方向。”也正因如此，研究院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可持续发展生态。

比如，青年学者汤维祺是经济学出身，他在这里选择的研究方向是能源发展与碳中和，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他又快速切换到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解决全球气候与能源发展问题。2025年，汤维祺被列入应用经济学“全国高被引学者”名单。

从学术研究到服务社会再到反哺育人

高校智库的独特性，还体现在与人才培养密切相关。当学者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书斋，而是扎根广阔的社会实践，其研究成果也能反向赋能人才培养工作。

已开展多年研究的国家发展动力、城市发展动力的研究，并且形成了一门全新的课程；从2013年开始的中国保险与社会安全研究，在保险学科、国家安全学科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发展研究院依托高校智库的“旋转门”机制，推动更多的青年学者走出校园，到国家各级部门乃至全球各类机构从事田野调查和实践研究。青年学者也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到世界需要什么，国家发展需要什么。比如，新闻传播和公共卫生的跨学科学者王帆在实践中发现推动公共健康领域的慢病管理的方法，并且与医疗机构共同推动医疗体系下沉养老社区；国际关系和人工智能的跨学科学者姚旭在国家数据局挂职的同时，对人工智能创新治理提出诸多新的学术洞见，成为该领域的重要新生力量。

研究院还吸引了一批海外学者。黄昊说：“海外来的访问学者也开始用我们的理论研究他们的国家。”当一批批年轻人走出去，同时又有一批批年轻人走进来时，青年学者之间的学术共同体也在逐渐形成。